避免因股权激励诱发的财务舞弊

发布日期:2012-03-13 17:01:00

在西方,股权激励被誉为激励员工的“金手铐”,希望这副手铐锁住的是人才,而不是管理层的诚信。

近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做好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1年年报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对股权激励的关注表明,应杜绝因股权激励“叫停”可能产生的财务舞弊。

然而,当企业管理层为了短期内达到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时,也有可能采用人为操纵会计利润的手段。以上两种情况也正在得到业内重视。

避免叫停后“操纵会计利润”

上述通知中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股权激励,不得随意变更股份支付协议中确定的相关条件。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

据某股份公司审计总监赵团结解释,此规定的最终目的是避免企业因股权激励“叫停”而人为调整会计利润。

在股价持续跌破期权行权价格以及业绩增长难以达到行权条件的情况下,股权激励计划往往会被公司喊停。而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及上述《通知》中强调,企业如果在行权限制期(即等待期)内提前取消了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仅仅意味着等待期的缩短,可视为可行权条件提前实现。应将企业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分期获得的员工服务立即予以全部确认为当期费用,同时形成资本公积。

据以上规定,即便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剩余的期权费用仍需要在最近当期财务报表中予以体现。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因当期确认剩余的期权费用短期内可能会对公司的财务业绩带来较大的压力,但这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且,随着剩余期权费用的确认,对以后年度的期间费用而言反而减少了压力。因此,投资者应全面理解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终止行为。

对于以上规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财会系主任彭浪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企业会计处理的随意性,防止出现财务操纵和利益纠纷。”同时,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补充规定,在取消时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均应作为权益的回购处理(冲减原来确认的资本公积),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在回购日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当期费用。

这样的规定对取消后处理也进一步作了规范,以维护企业和员工的法定利益。

为达行权条件的“会计造假”

众所周知,作为激励员工的“金手铐”,股权激励的效果是建立在有效的资本市场基础之上的。

从美国的“安然事件”到国内的“倒签期权”事件等可以证明,不当的股权激励常常成为公司舞弊的根本动力。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股票价格的波动并不能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理人的努力水平给予客观的市场评价。因此,一些公司高管层往往通过短期行为粉饰财务报表,即为了达到行权条件而“会计造假”。

的确,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容易诱发会计造假。彭浪认为,在股权激励的模式下,公司股东对于作为代理人的公司高管群体的经营管理行为无法做到有效遏制,后者为追求股价提升的短期套现效应,不惜采取违规行为以促使公司股价短时期内的攀升以达到行权条件。

而赵团结则从股票期权的等待期来看待股权激励的短期行为。他认为,目前多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中股票期权的等待期过短。事实证明,越短的等待期越容易触发短期化的行为,更可能加大管理层操纵业绩可能。记者了解到,国内大部分股票期权计划的有效期为5年或者5年以下,而美国80%以上的股票期权计划的有效期是10年。

用“审计”填补监管盲区

对于如何避免因股权激励而引起的财务舞弊,除了遵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业内人士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比如,赵团结建议:鉴于目前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的企业经营水平是监管盲区,可以引入中介机构的审计来填补这个盲区。对股权激励实施前进行审计,为股权激励方案把脉。股权激励实施前的审计,可以有效确定企业的真实盈利水平,防范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现象。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国资委可以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实施单位进行全面的审计,对相关资产、负债、收益进行详细界定,特别是跨期的收入、费用、摊销、预提等事项要明确界定。同时,可以对几年的相关指标,进行非经常性业务的剔除,这样确定的指标就会显得比较客观和全面。

同时,股权激励方案的期限要适当延长。五年左右的股权激励方案期限,时间相对较短,不但有诱发短期行为和过度盈余管理的可能,而且不利于企业建立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建议各公司按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所规定的“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从授权日计算不得超过10年”的上限执行。

同时,股权激励行权条件过于单一也是业内讨论激烈的话题。记者了解到,国内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绩效考核体系仍是以财务指标体系为主,如净利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而对于非财务指标或综合指标的选取和采用却明显不足。

对此,彭浪建议,股权激励条件多样化。增加非财务指标与综合指标的权重,如反映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创造的经济增加值(EVA)等指标都应涵盖其中。

“应该增加一些非财务类指标,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研发投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等。”赵团结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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